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9月《全球贸易更新》称，服务业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产业部门，物流、金融、设计、研发、数据管理等服务正在深度嵌入制造业、农业和全球价值链。2022年服务投入已占全球中间投入的71％，服务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也由2015年的23％升至2025年的27％。但这一转型并没有均匀惠及各国，最不发达国家在数字服务出口、数字基础设施、支付体系、AI能力和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仍明显落后，存在被全球服务贸易新一轮增长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

一是服务业正在由最终产品转变为决定所有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性投入。贸发会议把这一趋势区分为“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前者是制造业、农业等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多物流、金融、设计、研发和数据管理等服务，后者则是制造企业在出售实体产品同时增加维护、性能保障和其他服务。2022年，服务已占全球最终需求中间投入的71％，其中发达经济体为78％，发展中经济体为61％。这意味着判断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已经不能只观察工资、设备和原材料成本，服务投入的质量、价格和可获得性同样成为重要条件。

二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出口中获得的服务附加值明显偏低。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在工业品出口所包含的中间投入中，服务在发达经济体占33％，发展中经济体占27％，而有数据可查的最不发达国家仅占13％。报告认为，服务不仅应被视为单独的贸易部门，也应被视为提高商品出口竞争力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投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企业层面、双边和增加值贸易数据，甚至无法准确测算服务业究竟为本国商品出口贡献了多少价值。

三是数字可交付服务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部分，但最不发达国家明显没有跟上。过去十年，全球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约6.7％，数字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相比之下，最不发达国家同期服务出口年均仅增长3％，其全球服务出口份额从2010年不足1％进一步下降至2025年的0.6％。在发达经济体，数字可交付服务约占服务出口的61％，而最不发达国家仅为16％。这表明服务贸易扩张本身并不会自动缩小发展差距，真正决定收益的是一国能否进入知识密集型和数字化程度更高的服务领域。

四是数字基础设施和跨境支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服务贸易的现实门槛。贸发会议指出，参与数字贸易需要价格可承受且可靠的网络连接、顺畅的数据和支付流动、数字技能以及可预测的监管框架，但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在宽带价格、移动网络普及率和国际带宽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跨境支付同样构成限制，高交易费用、系统缺乏互操作性以及退款和争议解决机制薄弱，尤其影响中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全球汇款成本最高的国家中约一半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年人使用移动货币的比例已由2021年的约27％升至2024年的约40％，说明通过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缩小支付鸿沟仍有现实空间。

五是人工智能可能在扩大服务生产率的同时进一步拉大发展差距。报告指出，AI应用需要先进数字基础设施、大规模计算能力、数据、投资资本和高技能人才，而这些资源目前高度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和企业。AI可以提高服务生产率、降低数字服务生产和交付成本，但同时也可能自动化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服务市场时依赖的常规和低技能任务。目前不到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制定国家AI战略，发达经济体平均AI准备度指数约为0.65，发展中经济体约0.41，最不发达国家仅约0.31。贸发会议因此警告，如果无法扩大对算力、技术、融资和知识的获取，AI可能强化而不是缩小既有数字贸易集中格局。

六是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正在从WTO多边体系转向区域和诸边机制，而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参与能力相对不足。报告指出，WTO电子商务工作计划虽然推动成员讨论现有规则如何适用于数字贸易，但长期未能形成新的市场开放承诺。2026年3月举行的WTO第14届部长级会议未能就延长电子传输关税暂停达成共识，导致暂停安排到期。与此同时，66个WTO成员推进电子商务协定，另有24个成员承诺继续维持电子传输关税暂停并首次形成共同定义，但大量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参加这些新规则制定进程。

七是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快速扩散，也带来了新的规则碎片化风险。2000年至2025年签署的487项优惠贸易协定中，55％已经包含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条款，39％包含数字贸易例外条款，38％涉及个人数据保护。自2020年以来，90％的发达国家、62％的发展中国家和66％的最不发达国家已经参加包含数字贸易条款的优惠贸易协定。贸发会议指出，不同协定在适用范围、监管要求和实施方式上的差异，正在形成更加复杂的制度环境，对监管能力较弱的国家和中小企业尤其困难。

八是贸发会议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利用服务化趋势，需要同时解决数据、数字基础和国际规则参与三方面问题。首先，应改善双边、行业、供应模式和增加值层面的服务贸易统计，并更多利用税收记录、企业调查等行政数据；其次，需要扩大宽带、数字支付、数字身份和技能投资，同时通过国际发展合作缓解融资和制度能力约束；第三，在数字贸易规则更多通过区域和诸边机制形成的情况下，需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使新规则能够反映不同的发展水平、监管能力和政策优先事项。

总体看，贸发会议此次分析的核心判断是，全球贸易正在经历一种从“商品与服务相互分离”向“服务深度嵌入所有生产活动”的结构性变化。服务出口占比上升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数字服务、研发、设计、金融、物流和数据正在决定制造业及全球价值链竞争力。但这一趋势同时可能形成新的发展鸿沟：发达经济体已经更多进入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和AI领域，而最不发达国家仍较多依赖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并在基础设施、支付、技能、算力和国际规则制定中处于弱势。如果这些基础性差距不能缩小，服务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一轮贸易增长可能进一步集中于已经具备技术和制度优势的经济体，而不是自然转化为更加包容的全球贸易。